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曹植(中国古代十大悲情才子)
中国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三国魏文学家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与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同母弟。自幼聪慧，文才富绝，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父爱。曹操几欲立之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屡犯法禁。特别是借酒兴，擅开王宫司马门，激怒曹操，终致失宠。曹丕（文帝）即位后，他屡受迫害，贬爵徙封，甚至险遭“大劈”；平素则在“监国使者”监督下，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曹丕死后，曹叡（明帝）继位，对其生活限制虽略有放松，但境遇仍无改变。他多次求获任用，为国效力，却不为所允。由于过着“圈牢之养物”（曹植《求自试表》）般的生活，故年仅四十一岁便抑郁而死。卒后谥思。因最后的封地为陈郡（今河南境内），故世称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在建安文人中年最少，却存诗最多、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今存诗九十余首，其中乐府诗体占一半稍多，而以五言为主。创作以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生活优裕，志得意满，因常随父征战，内容主要为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格调开朗乐观，如《白马篇》《薤露篇》等。少量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经兵燹而致破败的景象，如《送应氏》（其一）。同时也写有一些游宴酬赠之作，从中可见，其当时耽于享乐的精神状态。后期处境险恶，命途多舛，作品集中抒发自身的忧患、苦闷和愤慨。由于生活感受迥异，故作品格调刚健悲壮。其中，《七哀诗》《美女篇》，借女子不遇的哀伤，表达自己空怀壮志而无从施展的痛苦；《野田黄雀行》以少年拔剑破网救雀的故事为喻，叙写自己不能救朋友于危难的悲哀；最著名的代表作《赠白马王彪》，控诉曹丕及其羽翼施加的迫害，抒发郁闷愤懑之情，写来忧伤激愤，酣畅淋漓，是一篇长歌当哭的作品。此外，《杂诗》六首，尤其是其五、其六两篇，表现出不甘闲居而宁可以死报国的壮烈情怀，实为抒情佳作。毋庸讳言，其后期作品中，也夹杂着一些消极思想。
曹植的诗不仅内涵凝重，笔力雄健，而且非常注重艺术形式。他继承曹操开创的文人写作乐府诗的传统，汲取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并以其过人的才情加以革新，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表现功能。在内容上，由重在叙事转为抒情与叙事结合，而以之咏怀；在手法上，刻画工致，精于炼字，善为警句，工于起调，巧设比喻，字句整饰，音韵和谐，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段；在语言上，变质朴俚俗为“词采华茂”；特别是在形式上，比之其父革新精神更为彻底，变诗乐合一为诗乐分离，堪称独步。可以这样说，曹植是我国第一个将入乐可歌的文人乐府一变而为案头纯文学作品的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五言诗顶尖高手。明诗文家王世贞评曰“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艺苑卮言》）。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誉其五言诗为“五言之冠冕”（《诗品》）。可见，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赋和各体散文均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最出色的《洛神赋》可谓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之名赋；散文《求自试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等皆为传世之名篇。
曹植的诗歌成就和创作才情，大为时人所钦敬（其时有语曰：天下才共一斗，子建独得八升），也大为后世所推重。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人为“建安之杰”，赞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植这位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在诗歌领域，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杰出的诗人。
曹植原有集三十卷，已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又有《曹子建诗注》（黄节注、叶菊生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