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创作咏怀组诗的诗人阮籍(竹林七贤领袖人物)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本人则为“竹林七贤”①的领袖人物。魏时，初为太尉蒋济的属吏，复被朝廷任命为尚书郎，但均借病去职。大将军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托病辞归。后曹爽被司马懿所杀，时人乃服其远识。司马氏当政后，迫于形势，曾充任过从事郎中，当过散骑常侍，封过关内侯。听说步兵校尉厨多美酒，便去任职，故后人称其为“阮步兵”。阮籍原本具有济世之志。司马氏专权后，大杀异己，无恶不作。他深感动辄得咎，难有作为。于是只得佯作痴狂，纵酒谈玄，口不言人之过，以求远祸全身，故而得终天年。
三国前期的建安文学，是文人五言乐府诗的发达时期，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作家；三国后期的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文学，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成就，则是阮籍的五言诗《感怀》，计八十二首，可谓是我国诗史上最早的大型组诗。
正始以后，政治黑暗恐怖，文人忧谗畏祸，不敢直接宣泄苦闷，只得隐晦地表达抗争。表现在诗坛上，以明朗见长的五言乐府衰落下来，而五言徒诗②却得以发展。阮籍的《咏怀》诗，便是这种世风下的作品。此前，五言徒诗的发展，总是受到乐府诗的牵制，在诗坛上，乐府诗占有正统地位。尽管曹植写有五言徒诗约三十首，数量居于建安诗人之首，却也未能完全脱离乐府专门创作五言诗。而阮籍，则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位不模仿乐府全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若深究其原因，客观上固然与正始时代的残酷现实，以及曹植在五言诗领域的开拓有关；然而主观上则与阮籍的个人遭际与创作才情不无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的创作主题只能是忧生愤世，使得他创作的表现手法只能多用比兴寄托。正如此，才为黑暗统绐下的进步文人开拓出一条新的抒情述怀的创作道路。难怪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诗人都从中汲取养料。
阮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今有李志钧等校点的《阮籍集》，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诗注有近人黄节的《阮嗣宗咏怀诗注》。
阮籍在哲学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达庄论》）；又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老论》）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
阮籍能箫善琴，吹弹之音和谒激昂，优美动听，"当其得意，忽亡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兄族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
阮籍少年，曾拜师习击剑术，功夫颇深。他在《咏怀诗》中写道；"少年学击刺，妙使过曲城，英风载云雾，超世发奇声。"
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阮籍有报国之志，司马氏当权之后，政庭里充满了许多庸禄之辈，他不愿与司马合流，所以风华之年不愿做官。他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闻一言，自以为不能测。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有奇才．想召来做官，籍却写一"奏记"说："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惟所克堪。"就连魏将曹爽召阮籍去做"参军"，他同样写一篇"奏记"说："旧素尪瘵，守病为劣，谒拜之命，未敢堪任。"他中年后期步入官场。曾任司马懿的从事郎中，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郎中，司马昭的大将军从事郎中，由于他怨恨朝政之心难以消除，所以做官仅是一种尝试，居其位而不谋其政。司马昭任阮籍为东平相，他"乘驴到郡，环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后任步兵校尉，仍是当官不理事。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于他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极而成癖。他不仅借酒解郁消愁，还常以纵酒佯狂避祸。籍有一女儿，文帝初为武帝求婚于籍，籍以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注释】
①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七人。《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谓，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② 五言徒诗：与乐府歌诗相对而言，即严格意义上的五言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