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最早的开拓者胡适
胡适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又改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居所。1896年至1903年在故乡家塾读书。1904年由母亲包办，与邻县旌德识不得几个字的小脚姑娘江冬秀订婚，而后便随三哥到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因用“胡适”之名报考，此后便正式沿用此名。抵美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农学、哲学、经济、文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夏回到上海，很快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年底即回家乡完婚。是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20年底脱离《新青年》阵营。
1922年另办《努力周刊》和《读书杂志》，提倡所谓“好人政治”，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1923年底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参与筹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在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并在沪写作和讲学。1928年3月，受聘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章。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48年离开北平到南京。1949年4月6日离沪去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1958年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1—4集）等。
胡适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不久就在校内刊物《竞业旬报》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字，从写稿到主编历时两年多，文字和思想上都得到了锻炼。1915年在美国留学时，这年夏天，他已认识到白话是活文字，古文则是半死的文字。那么，胡适又是怎样作起白话诗来的呢？据其《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称，完全是被“逼”出来的：1915年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胡适和友人任鸿隽、梅光迪（字觐庄）、杨铨（号杏佛）、唐钱（字擘黄）谈论中国文字问题，而后话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大转变”。在争辩中，胡适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9月17日，他送给梅光迪一首长诗，内中云：“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这是胡适第一次用“文学革命”一词。9月20日，他在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用任鸿隽挖苦他的游戏诗韵脚，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诗，寄给诸友人。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作白话诗的尝试”。1916年7月22日，在“一场大笔战”中，针对出来为任鸿隽打抱不平的梅光迪，他又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予以应答。此诗受到了友人的批评，甚至还遭到责骂。
彼此的争论点归结起来，就是“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问题。胡适说：“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在我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做白话诗了。”由此，他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并在7月26日给任叔永的信中表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这是胡适第一次宣言不作文言的诗词。于是，胡适决定此后不再和友人打笔墨官司，而是努力进行作白话诗的试验。在“可惜须单枪匹马，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的寂寞中，8月23日他坐在窗口午餐，忽见一对黄蝴蝶飞来，一会儿一只飞去，另一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去寻同伴了。胡适“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灵感一来，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作《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尽管这首诗尚有些旧诗的残余气息，但却是中国新诗自觉实践文学革命主张的开山之作。还没写得几首，胡适便借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给自己将来的诗集起了个《尝试集》的名字。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朋友》列于其中）。它们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同年回国后，胡适仍坚持写作白话诗，陆续发表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并于1920年3月出版了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
胡适不仅努力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还在理论上大加倡导。1917年1月，他还是一名留美学生，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①。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得到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着重大影响。同年5月，他又在该刊第三卷第三号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为改良文学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回国后，于次年4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新文学建设的“唯一宗旨”，“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胡适在上述言论中，反复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正式文学语言的主旨，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胡适还总结尝试白话诗创作的经验，于1919年10月写成《谈新诗》一文。文章肯定初期白话诗人在“要求语言和文体的解放”，争取新诗的“正宗”地位所做的努力；主张“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认为古今中外的文学革命运动都是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的。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也是“诗体的大解放”，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文章以历史进化的观点考察中国诗歌的变迁，得出这次诗体大解放乃是“自然趋势”，并进而从已经发表的新诗创作中，探讨新诗的音节问题。此文可谓是我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最早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曾被茅盾称为新诗初期的“一根大柱”。
综上可知，是胡适第一个提出“诗国革命”问题，是胡适第一个试作白话诗，是胡适第一个作成白话诗，是胡适第一个发表白话诗，也是胡适第一个出版个人白话诗集，还是胡适第一个撰写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文章。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开拓之举，功不可没。
【注释】
① 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