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最优秀的诗人杜牧和李商隐
在中、晚唐过渡时期，诗文领域一度有些冷落，到文宗开成年间，杜牧、李商隐等又一代优秀诗人崛起，再度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
杜牧（803—852，一说卒于853年），字牧之，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又因曾任中书舍人，中书省别名紫微省，故人称杜紫微。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世族，祖父杜佑为中唐时宰相、史学家，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从而家道中落。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登进士第，复举贤良方正，授弘文馆校书郎。为人刚直，不事奉迎，因遭排斥，为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僚十年。后迁监察御史，又受宰相李德裕排斥，出为黄州、池州、睦州刺史。李失势后，杜牧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后曾任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宣宗大中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
杜牧有理想、有抱负，对现实十分关注。他对唐王朝的衰落深感忧虑，有志于唐室的中兴，曾表达了“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的远大抱负。他认真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尤喜谈兵，认为军事关乎国家的兴亡，主张削平藩镇，收复边疆，他的《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孙子注》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思考。由于怀才不遇，生活上放旷不羁，他流连于酒市妓楼，成为晚唐时期有名的风流才子。
杜牧今存诗五百余首，是晚唐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虽然较之盛唐和中唐元和诗人，他在艺术上的开拓之功没有那么巨大，但还是为唐诗艺术增添了许多新的特点。晚唐诗人普遍格局不大，作品内容贫乏，体裁的运用也十分单调，而杜牧则诗歌内容丰富，并兼善众体。他对中唐元和诗歌的偏颇表示不满，既不赞成韩孟一派僻涩的倾向，也反对元白一派的流易之弊。他自述作诗的追求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追求高绝的精神趣味与峭拔的气势，而在艺术上则能融合古今之长，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杜牧的政治诗表现了相当丰富的现实思考。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势力减弱，强藩悍将拥兵自重，战争连绵不断，搅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生当唐朝末世的杜牧，面对藩镇的祸害和国家的危乱，心中忧虑，以一腔青年热血写下了《感怀诗》这篇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五古长诗佳作，鞭挞了藩镇的跋扈，揭露了朝廷的无能，绘出了唐王朝的一幅西山落日图，表达了自己空有雄心而报国无门的苦闷。这是他早年以政治为题材的一篇重要的抒情长诗，可与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媲美，向有“诗史”之称。五古长诗《郡斋独酌》，因有感于自己大半生仕宦漂泊，功业无成而作，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中感慨深沉，然而却以明快旷达之语出之，颇见俊爽本色。七律《早雁》托物比兴，表现了对因回纥南侵而仓皇南逃民众的深切关怀；七律《河湟》，对国势衰微，无力收复河湟，表示了无限的忧愤，甚至渴望亲自参加收复河湟的事业。杜牧有志难伸，因此不少诗歌表达了他的牢骚不平，这些感愤激动的作品，塑造了杜牧诗歌奇崛的骨气。
咏史诗是杜牧诗歌中最有成就的内容之一。诗人用鲜明的史论笔法，通过追忆昔日辉煌以抒发末世的感伤，或寻找前人的覆辙以警戒当今，能从时代的变迁中参悟人生的哲理，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如《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作讽刺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吃新鲜荔枝的欲望，而不惜令驿马传递的荒唐做法，语意辛辣，寄托了深刻的现实感慨。又如《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作者夜泊南京秦淮，隔江闻六朝时陈后主亡国之曲《玉树后庭花》，面对晚唐国势日颓，风气奢靡，念之与六朝垂亡颇相类似，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千。杜牧议论史事，常有大胆的假设，从中流露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如七绝《赤壁》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诗由小见大，题咏历史上之重大题材。诗中回顾当年鏖战，慨叹周瑜侥幸成功。立意新颖，联想生动；反思历史，别出感慨。诗作从沉埋于沙土中的前朝断戟生发感慨，很巧妙地烘托了所要表达的情绪。在晚唐诗人中，杜牧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创作出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优秀作品，被称为“二十八字史诗”。
杜牧有些作品很有气势，格调也比较开朗。如七绝《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歌通过诗人的感情倾向，以枫林为主景，碧山、石径、农舍、白云、红叶、枫林，绘出了一幅色彩热烈、艳丽的山林秋色图。诗人一反历来秋景萧条的写法，使秋色显得生机盎然，让读者只感到隽永清新而毫无悲秋之感伤。又如五绝《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之好，在于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于写意画。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
然而杜牧毕竟生活在国事日非的晚唐，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感伤的情绪，常将峭拔的气格和惆怅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如七律《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这首诗借重阳登高，抒发人生短暂，欢寡愁殷之叹，以旷达之语抒郁闷之情。再如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品以开阔的视野，刻画江南春色的明媚绚丽，而其中通过隐藏在烟雨迷蒙中的寺院楼台，传达了历史兴亡变幻的沧桑感受，在开阔明媚的基调中又融入了反思历史的惆怅。
杜牧一生有很多时间是在繁华的江南度过，本人又是一个喜好声色歌舞的风流才子，其放荡生活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在诗歌中，但这些作品常能具有脱俗的格调。如七绝《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虽是取材于友人携妓游乐的生活，但诗意清雅脱俗，深刻地传达了江南风物的巨大魅力。又如其七绝《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首诗前人多有指责，其实诗中流露出壮志消磨的无尽感慨。
从艺术上看，杜牧兼擅众体，他的古诗受到韩愈古诗的影响，善于叙事、抒情、议论，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律诗和绝句的创作成就更为引人注目，其中尤擅长七绝和七律，又以七绝最为人称道。这些作品能于拗折峭健之中，有风华流美之致，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在创作特点上，杜牧的律诗和绝句善于从客观生活中提炼鲜明的画面，构成明快优美的意境，显示出意境创造的极高功力。如他的绝句，能在短短的两句或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画图，或者表达深曲而蕴藉的情思，使人玩味无尽，而音节顿挫尤其安排得好。这些作品很好地借鉴了盛唐诗歌的意境艺术，而在构思的细腻巧妙上又体现出对中唐诗歌的继承。
总之，杜牧的诗，以豪爽劲健的气势、精美的语言、疏朗的神韵，形成豪爽俊逸、清丽明快的风格，加之特有的历史感所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诗歌的特殊境界。《新唐书·杜牧传》称其诗“情致豪迈”；刘熙载《艺概》称其诗“雄姿英发”，胡应麟《诗薮》更以“俊爽”二字来概括其基本风貌，均为中肯之论。
李商隐（约812—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后迁居郑州荥阳。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九岁丧父，生计艰难，学习刻苦。后由堂叔“亲授经典，教为文章”（李商隐《樊南甲集序》），故而学业精进。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十七岁，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其才，召入幕府为巡官，令在门下与子令狐绹等同学，并亲自教授骈文，故李商隐日后成为写作骈文的高手。文宗开成二年（837），由令狐绹推荐，得中进士。是年冬，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依凭，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为掌书记。王茂元对他大加赞赏，将女儿嫁给了他。当时正值“牛李党争”剧烈之时，李商隐先为“牛党”令狐父子所荐拔，后又做“李党”成员王茂元之婿，于是招致“牛党”忌恨，从此为党争所累，仕途坎坷，只得长期在外充任幕僚之职。特别是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年丧妻，蒙受打击更甚，常抑郁寡欢，几欲出家为僧。大中十二年，从卑微小官任上因病回荥阳闲居，约于年底病故。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性格与心态。他所禀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而这种极度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诗人崔珏与其素有交往，所作悼诗《哭李商隐》二首，对其悲剧性的人生评价甚当，诗中所言“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极切合其一生。
李商隐为晚唐大诗家，今存诗约六百首，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他以七律、七绝形式写成的抒情诗，尤其是无题诗，是其独特艺术风貌的代表。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局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作出了新贡献。
作为一流的诗人，李商隐诗不只是一味沉湎于自我的忧伤，专注于个体的心灵。他关心社会现实和国家命运，创作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揭露当时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黑暗，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豪情壮怀。他的五古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笔触涉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民众困苦不堪的生活，抒发对国事的忧愤，阐发治乱“系人不系天”的治理观点。五古《有感》二首借汉事写“甘露之变”的历史，反映了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蕴含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之情。《重有感》与《有感》有直接的联系，议论的对象依然是“甘露之变”，故以“重有感”为题。这是一首感时伤世的七律诗。诗人迫切希望能铲除专政的宦官恶势力。该诗以律体议论时事，其沉郁之风直逼杜甫。七律《井络》反对藩镇割据。此诗描写蜀地这样一个有多种人杰地灵的盛迹可写的地方，却只选了井宿、天彭阙、剑山、夔江石、雪岭松、石牛道来写，选材是完全为“不要妄图凭借形势险要的蜀中进行割据分裂国家”这个主题服务的。选材可谓精当，描写可谓生动，角度可谓独特，立意可谓深刻，评论可谓精辟，令人叹为观止。七律《哭刘蕡》通过对被贬客死他乡挚友的伤悼，宣泄了忧国伤时的心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全诗风格悲壮，情感真切，既伤悼亡友，又为之鸣冤，深情而正义，感人肺腑。在为数较多的咏史诗中，称颂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批判荒淫误国的帝王，如《南朝》《隋宫》《贾生》《瑶池》等，皆为借古讽今之作。后期诗作多借助于写景咏物，慨叹身世潦倒和世运衰微，情调抑郁哀伤，如《乐游原》《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花下醉》等。
综上可见，其政治诗篇，咏史诗作，以及咏物抒情短章，无不展示出才华横溢的艺术风貌。然而，在当时和后世最负盛名的，却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无题诗，并使之成为晚唐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李商隐流传于世的以“无题”命名的篇章有二十首，以诗歌首句前二字（或三四字）为题的有四十五首，取篇中或尾句数字为题的有二十六首。由此可知，他是我国创作无题诗最多的诗人。特别是他采用得最多的七律《无题》，以抒情的深细婉曲、意境的含蓄朦胧为主要特色，多取主人公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很少叙写事件、人物和客观场景；根据表达复杂感情的需要，选择多种物象，进行精心的加工和组合，并打破一定的时空次序，做大幅度的错综跳跃；同时采用华美精丽而又含蓄新奇的语言，运用比兴、对仗、象征、暗示、双关、联想、用典等诸多表现手法，成就诗的朦胧美，可谓另是一种美感，另有一番情致，故而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独特的艺术风貌。这些诗作题材各异，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此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较早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实指，如脍炙人口的那首“相见时难别亦难”朦胧诗。这些诗作尽管内容各异，但存在某种共通性，即大都以爱情生活中的悲剧性相思为主题，着重表现处于重重压抑之下难以舒展而又剪截不断的缭乱情怀，把爱情的吟唱与人生的感怀融成一片，从相思苦痛中曲折地透露出时代苦闷的心声，从而揭示出诗人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千百年来，李商隐的无题诗受到人们赞赏玩索，反复吟诵，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乃千古传诵之名句。实因其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谐美，更是因其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之故。由于写得深婉绵曲，引得注家解说纷纭，聚讼不已。争论的焦点在于言情之中是否另有寄托。
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积极影响在于丰富了诗歌的风格流派和艺术技巧。从婉约派词人到当代朦胧诗人，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都明显受到其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其部分诗歌存在的内容轻薄、旨意晦涩、典故堆砌等弊病，给后世诗界造成不良影响。
李商隐文集已佚，后人辑有《樊南文集详注》《樊南文集补注》等。诗集有《李义山诗集》。注本则以清顺治十六年（1659）朱鹤龄《李义山诗注》为最早。最受人称道的，是清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
杜牧、李商隐在晚唐诗坛齐名，故并称“小李杜”（以区别于李白、杜甫），但两人诗风有明显不同，李商隐七律成就最高，杜牧七绝写得最好，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诗）最著名，杜牧则咏史诗最著名。从风格看，李商隐诗朦胧含蕴，词采华美，深情绵邈，杜牧诗豪健跌宕，词采清丽，雄姿英发。清人刘熙载讲：“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或者讲，杜牧诗俊俏，李商隐诗美丽（“李美杜俊”）。他们那美丽俊俏的诗歌是唐诗星天的一株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于时代的原因和个人的遭际，他们情感上总免不了带有伤感和幽愤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