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使五言律诗定型的诗人沈佺期、宋之问
沈佺期（约656—约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进士及第，官至太子少詹事。曾因贪污入狱。后又因谄附权贵张易之被流放。开元初年卒。工诗，以七律见长。今存诗一百五十余首，多为应制奉和之作。流放时期所写伤时感世之作，感情真挚，为人称道。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沈佺期集》。其代表作《独不见》（一名《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标志着七言律诗的成熟，向被盛称。
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进士及第，官至考功员外郎。曾因谄附张易之、太平公主及贪贿事被贬官。睿宗即位后被流配。玄宗先天年赐死。工诗，尤善五律。今存诗近二百首，多为应制奉和之作。放逐中纪行述感之作，情真景切，为人称美。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宋之问集》。其代表作《题大庾岭北驿》为成熟之五律，代表了作者在此诗体上取得的成就。
南齐永明之后，出现了讲究声律和对偶的新体诗。此体草创之初，因当时声律理论的局限，律联受刻板的“对”①式掣肘，声律显得单调少变，连沈约本人也束手无策，深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答陆厥书》）。而后，历经梁、陈，直迄隋亡，百余年间，经众多诗人共同努力，新体诗方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篇制上五言八句渐占主流地位，对偶位置趋向于中间两联，“粘”②式声律结构的诗作增多，乃至出现完全“粘”式声律的作品。可见，新体诗由逐步接近唐代格律诗，发展到俨如近体，成为唐代律诗之发端。
入唐以后，早于沈、宋六十年的王绩，就已写出了像《野望》这样成熟的五言律诗。它五言八句，中间两联对仗，采用“粘”式声律，完全与五律规格相合。故清人沈德潜评曰：“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随后，上官仪总结归纳六朝以来偶对之法，创“六对”“八对”③之说，将其程式化，对律诗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后，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活跃于诗坛，创作了不少五言律诗，方使之真正流行开来。特别是“四杰”的一些作品，如王勃的五律《别薛华》，杨炯的五律《从军行》，已具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他们的成功创作，为五言律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难怪明人王世贞将“四杰”的五言诗称为“律家正始”（《全唐诗说》）。另外，与“四杰”同时的杜审言（杜甫祖父），五律、五排、七律、七绝均有佳作，其中五律尤为量多质高。故明末学者王夫之谓：“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薑斋诗话》）
然而，“四杰”及其以前的诗人，还是仅凭大家摸索出来的约定俗成套路进行创作，未能将律诗定型化。稍后于“四杰”的沈佺期和宋之问，均为初唐宫廷诗人，虽人品低下，却在诗坛上以律诗齐名，并称“沈宋”。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律诗的定型则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究其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科举考试，要求作诗有统一的格式；主观上二人写有大量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应制诗，若以律体驾驭，则更显圆熟。如此这般，自然促使沈、宋必须重视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格律形式的各种实践经验，并顺势定式地将其中成熟的经验肯定下来，形成规格，使作诗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所以《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则谓：“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
律诗定型后，唐人称之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遂成为我国古代最为广泛采用的诗体。经诗人们的辛勤耕耘和其他社会条件的促成，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名篇林立，造就出有唐一代极盛的局面。
【注释】
① 对：诗律术语。取相对之义，指同一联内对句与出句平仄必须相反相对，即仄对平，平对仄。
② 粘：诗律术语。取粘连之义，指后联出句与前联对句平仄必须相同相粘，即平粘平，仄粘仄。
③ 六对、八对：据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北宋李淑《诗苑类格》谓：“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笔者注：即正名对，又名正对、切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荷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