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2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朱彦夫笃信一句老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他认为，一个村子搞得好坏，干部是否起模范带头作用是决定性的。
朱彦夫常对家人说：“咱家有个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特’字——特殊公民出现。这，也包括我自己。”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村支书25年，工分不记、报酬不要，只靠国家发的几十元津贴过活。上边来人，几乎都是在他家吃饭，由他掏腰包。他常对妻子说：“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谁家来个亲朋好友不得吃饭？”
他什么照顾也不要，对乡里乡亲却什么都要照顾。薛文花老人生活困难，朱彦夫牵肠挂肚，常给她送些钱物。见老人的房子漏雨，朱彦夫用自家的麦秸，请人修好。老人见朱彦夫全家吃的是瓜干煎饼，房顶也露着天，禁不住落泪：“他大叔，您这是舍了胸膛顾脊梁啊！”笔耕励后人
写书，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是朱彦夫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夙愿。
因为他忘不了，在那血火交融、生死瞬间的朝鲜战场上，身负重伤的刘指导员弥留之际叮嘱他的话：“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算不了什么。可要把反侵略战争的历程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代，却是很有意义的。”
他也忘不了，1987年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同志来看望他，听说他要写一本自传体小说，郑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他写得很苦很苦。开始用嘴衔笔写，头一拱一拱，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来。经常写得字不成形，反复描多次才能看得清楚。写着写着，口涎就顺着笔杆而下，湿坏了稿纸。接着，他又学用两支残臂夹笔写，用力小了夹不住笔，用力大了，残臂断面神经疼痛，脑胀目眩。后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嘴衔臂夹，弯腰弓背，摆头摇臂；或干脆把笔绑到右残臂上写。起初一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后来增加到几十个字、上百个字。
看着父亲写得这样苦，儿女们心疼了，提出由父亲口述，他们记录。
朱彦夫拒绝了。他说：“自己写，更能表达出真情实感。你们记，总好像隔了一层。写出来的文章要对得起先烈、对得起首长才行。”
常年的蜷身埋首写作，长期的心力交瘁，病魔接踵向朱彦夫袭来。先是左眼的空洞里不断往外流粘稠的黄水，且疼痛难忍。继而发起了高烧，心跳加快，冷汗淋漓。经检查治疗，身体稳定了。然而，医生警告说：“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四肢的创面也已经感染。再这样折腾下去，有可能再次截肢，还有生命危险。”
这事被老伴陈希荣知道后，把他的笔、纸藏了起来。朱彦夫心急火燎地“命令”老伴拿出来。老伴不给，朱彦夫便从床上滚到地下，跪在了老伴跟前。
夫妻几十年，陈希荣从未见过他这样。她一把把他抱住，大哭起来。朱彦夫看着为自己操碎了心的妻子，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心境稍稍平静后，朱彦夫向老伴道出了他之所以苦苦笔耕的缘由，有一事激励着他必须写下去，这是责任。
一次，朱彦夫去一所中学作报告。报告完了，一个学生来到他的跟前说：“朱爷爷，你在上边做报告，挺感动人的。但也有的同学在下边说，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不是太傻了吗？现在人家到处请你作报告，你一请就到，是不是拿了不少钱？”
看似天真的问话，却让朱彦夫血涌气淤。他沉下心来转念一想，这怎么能怪孩子们呢？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坏风气影响下，有的年轻人缺乏理想和信念，有的只图索取不作奉献，这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啊！
一定要把先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写出来，一定要把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写出来，一定要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奋斗精神写出来。就是不能出书，作为家史和资料留给子孙，也是有价值的。
朱彦夫又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艰难跋涉。
1996年春天，在朱彦夫居住的沂源县城小院里，枯萎数年的蜜萝重新抽芽吐叶，顽强地伸展开了枝杈。朱彦夫拄着双拐出现在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历时7年、7易其稿的《极限人生》，出版后已4次加印，每次都很快被抢购一空。
《人民日报》（1997年05月07日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