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生在亚洲，库马森对亚洲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森用他的诺贝尔奖金设立了两个基金会，主要用于帮助印度、孟加拉两国降低文盲率、解决缺医少药、性别歧视等问题。他曾频繁地穿梭于欧洲、美洲与亚洲之间。除了经常回到他的出生地印度以外，库马森还到过中国。他曾于1999年10月到深圳出席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作演讲。他还于2002年7月到北京出席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并作演讲。
库马森的出生地在亚洲这一背景也使得他在亚洲成了引人瞩目的“明星”，他甚至被某些地方的人崇拜为神人。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许多家长都给他们的新生儿起了与库马森相同的名，即阿马蒂亚，以示对库马森的崇拜。但库马森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亚洲存在的问题，他曾批评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只注重发展经济而政治上独裁的做法。
阿马蒂亚库马森由于对福利经济学几个大问题，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0年出版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构成了库马森的主要贡献之一，他的这一贡献解决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参阅阿罗篇)里所提出的问题。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主要思想是，如果说个人的选择是理性的，并且如果全社会每个人的选择偏好不是完全一样的化，那么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集体选择却不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要寻找出一个使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故名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定理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套在了福利经济学的头上，因为如果不可能定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也就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方案使全社会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库马森认为一项决策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之上的。信息的改变也将会导致不同的决策。传统经济学在研究个人行为时依据的准则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人们根据能够带来的效用的相对大小而在两个方案，例如A与B之间，决定取舍。但效用在传统经济学里是一个序数的概念，即只有相对大小。我们可以说一个苹果给张三带来的效用大于一个梨给张三带来的效用，但却无法衡量究竟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梨各自能够给张三带来多少效用。森认为，信息的不完善导致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如果有更进一步完善的信息，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1970年发表的“论帕累托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能性”及1987年出版的《论道德规范与经济学》代表了库马森的第二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帕累托最优在理论上似乎是说得通的，但这一最优准则丝毫没考虑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因此用帕累托最优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状况的准则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很富有，但多数人很贫穷，按照帕累托最优原则，这一状况也是属于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你无法通过重新分配财富使得穷人变富，而又不剥夺富人的任何财富。但显然这一贫富悬殊的帕累托最优状况是大部分人所不希望的，它更不是全社会总的福利最大化的一种状况。
上述研究显示库马森已在考虑社会分配均等、贫富悬殊问题。1973年出版的《关于经济上的不平等》、1995年出版的《再论不平等性》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他关心的是如何度量一个社会的平等，如何度量贫富悬殊。他发现，以往的度量办法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度量者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使得对于社会平等、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带上了个人主观色彩。
此外，库马森还对贫穷、性别歧视多有研究。正像在介绍森的主要经历及生平轶事时所说的，1943年发生在孟加拉的大饥荒给库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贫穷往往又伴随着性别歧视，主要是对女性的歧视。因此，库马森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予以了额外的关注。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1981年出版的《贫穷与饥荒》、1985年出版的《商品与能力》、1990年出版的《性别与合作冲突》以及同年发表的《一亿多妇女消失了》一文。
发现问题之后的下一步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库马森为此提出了消除性别歧视、普及初级教育、降低文盲率并进而提高人们的能力等办法。他在这个课题上对许多国家做了对比研究。通过搜集数据并加以研究，库马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比印度低，但中国的初级教育普及率比印度高，因此中国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另外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比印度人长。库马森认为，降低文盲率、提高平均寿命、提高国民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志，而经济指标(如GDP)的提高是增长的标志。从长远来说，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应主要看它的发展而不是看它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