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时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施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和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施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施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说，这些工作“为近年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最具鼓舞作用的冲击，并为现代研究失业和膨胀的最终原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他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施蒂格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目的是要验证他事先做的一个假设：自己做不到的，让国家替你做。研究中，他发现经济法的目的是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公众。简言之，特定的集团的成功影响了立法及实施。因此，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施蒂格勒这些工作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观点如何，而在于“激发了对管制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后的驱动力的大规模研究”。他是被称为“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弗里德曼赞誉施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他最有创见的文章《劳动市场信息》把失业解释为寻求最佳工资率的最佳工作的无偿轮换时间，从而提出了以后所有继续研究失业的“寻求模式”的出发点。施蒂格勒证明：劳动市场的某种工作不可能只有惟一的工资率，甚至在工作很明确的时候，它们也是在一段工资率变动区域内可得到的，因此，工作寻求者就要解决一个信息问题。
同样，施蒂格勒在《寡头独占条件下卷曲的需求曲线与刚性价格》中从经验上批判了认为少数几个厂商控制的行业将很少改变价格的这一看法。此后，围绕这个主题涌现出大量的文章。1971年，他在另一篇文章《经济调节理论》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假设：一般认为政府机构是基于消费者利益为调节公共设施的投资政策及价格政策而建立的，但最好认为它们是为生产者利益行事，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政府调节的必然结果。此后，施蒂格勒和其他人继续研究了这种假设对逐个美国调节机构的意义。最后，施蒂格勒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这篇文章中指出，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导向保守主义。这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拉斯魏林教授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高度概括了施蒂格勒教授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他在颁奖仪式上对施蒂格勒教授说：“您的系列的研究工作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市场、产业结构和组织、经济立法和管制所起作用方面的知识……您也开辟了新的、重要的经济研究领域。由于这些突出贡献，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