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服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服饰是人类所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内涵。服饰从产生之初，人类就将自身的生活习俗、色彩爱好、物质生产、审美情趣，以及宗教观念、文化心态蕴含于服饰之中，从而形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的内涵。
服饰使人类脱离裸体状态
《旧约全书》的传说中描述，亚当和夏娃起初是裸体的，其后因听信蛇的蛊惑，偷吃了禁果，知道了羞耻，所以扯下无花果叶遮蔽下体。这是服饰的最初状态。这种“遮羞”的行为，是人类文明中才会有的行为。因此，这个人类脱离裸体状态到着装状态的过程也是人类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程。
原始的兽皮服装
《旧约全书》的传说只是一种佐证，但是对于原始人的各种研究表明，人类在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服饰的出现，是一个转折。
服饰产生的原因，通常认为有以下三种说法：
1.为了抵御寒冷
在远古时代，面对一些异常寒冷的天气时，人类无法保护自己的身体。后来，人类偶然发现，服饰可以抵御难以忍受的极端寒冷，这是服饰的最基本的作用，也是服饰产生的原因。
2、为了人身安全
原始人经常需要打猎和进行争斗，在争斗过程中，披上兽皮可以保护身上易受攻击的部位。有时为了需要，他们还可以用兽皮对自己进行掩护。这是原始人为了生存对服饰的另一种应用。
3，为了祭祀祈福
爱德华·麦克诺尔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到：“有充分证据说明克鲁马努人有高度发达的神灵界观念 他们在身上着色、纹身和佩戴饰物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服饰也用来进行有关神灵的活动。
服饰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服饰对于文明具有诠释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服饰，人类的文明才真正得到了诠释。例如对于每一个社会中的人，服饰都是展示他的外观形象的主体。通过服饰，可以显示出个人的文化、修养、素质、品格。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明内涵。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服饰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冲击。社会文化不断地为服饰增添新的内容，创造新的内涵，服饰就在与社会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中不断的变革发展。
服饰所具有的这种文化意义使得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现举藏族服饰的例子来说明，藏族生活在地势高，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世界屋脊上，以牧业、农业为主，这就决定了藏族服装基本特征是宽大暖和、厚重保温。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牧业生产，藏族服饰逐渐变成了大襟、束腰，在胸前留一个突出的空隙（酷似袋子），每当外出时可以存放糟耙、饭碗、酥油、茶叶，甚至可以放诱饵，天气炎热或在土地上劳作时，根据需要可露出右臂或双臂，将袖系于腰间，调节体温，需要时再穿上，不必全部脱穿，非常方便，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解开腰带，脱下双袖，铺一半盖一半，就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大睡袋，可谓一物多用。
富有特色的藏族服装
胡服骑射纪念雕像
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指战国时期，赵国的武灵王大力推广西方和北方民族的服饰，并倡导赵国人民学习骑射。胡服骑射的目的是通过对于服饰的改革最终达到强盛国家的结果。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赵国眼看着要被别国兼并。赵国经常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臂如他们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为了增强国力，赵武灵王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定采胡人之长弥补中原之短。然而“胡服骑射”的命令未下达之前，就遭到了许多皇亲国戚的坚决反对。赵武灵王心怀将西北少数民族划入自己版图的决心，冲破保守势力的樊篱，毫不犹豫地颁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
赵武灵王带头穿上胡服去会见群臣，从而使“胡服骑射”的命令贯彻下去了。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赵国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占据了很大优势。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开始，赵国的实力就逐渐增强了。后来赵国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了林胡、楼烦等地，将北方上千里的疆域纳入赵国的领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直到今河套地区都成了赵国的管辖范围。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
中国古代对于服饰的记载
- 《王制》：“东方日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我，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 《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莲发栽胜。”
-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夷者…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尾，衣皆着尾。”
- 《九歌》：“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分余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