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名永珊，字树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很早就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期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和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期间还组织领导了全国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早年参加过中国革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
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同志唯一的儿子在成都被反动派杀害。成都解放后，吴玉章派人把儿媳和孙子、孙女们接到北京。从此，孩子们也就在爷爷的身边，在他的直接关怀、教育下成长。
吴玉章以他光荣的一生，以身作则地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他给孙子们讲过一个故事。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政府大总统。吴玉章作为四川省的代表赴南京。当时有些投机革命的人，乘革命胜利之机大捞一把。他到南京后，有人对他讲，你来晚了，官都分完了。他听后十分气愤，说我们革命不是为当官，而是为推翻清朝统治，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他应孙中山的邀请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吴玉章常常用这段历史教育孙子，干革命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
在延安时代，人们就尊敬地称呼吴玉章为“吴老”，解放后他又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他常常教导自己的孙子们：“我时时觉得对国家、社会贡献太少，不敢不力求进步以报答党和政府及人民对我的厚爱。你们也一样，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
吴玉章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高标准地要求，对自己生活却是低标准。他的儿媳和孙子们一到北京，就和他同住在东四六条39号，一直到他逝世，吴玉章住两间北屋，一间睡觉，一间会客、办公、吃饭。儿媳带着孙子们就住东屋一大间，孙子们长大后就用布从中间隔开。吴玉章的房间地下水道坏了，臭气触鼻，总要点香。房间又阴又暗，会客室的墙明显倾斜。有一次李宗仁先生要来见他，就是因为房子太破旧，他们的见面地点改在了人民大会堂。吴玉章的衬衣破了，补了又补，呢子衣服上的绒都磨光了，还是穿在身上。延安时期发的衣服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有一件小羊皮袄，有些地方毛都掉光了，灰布面不知补了多少次，他一直在穿，直到去世。有一年冬天，吴玉章的儿媳看到他的围巾已经又旧又破，不能再围了，没有商量就给他买了一条新的，结果受到了他的批评。
吴玉章在生活上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们要艰苦朴素，而且还特别注意教育孙子们不能搞特殊化。孩子们小时候，上学离家较远，常常要坐一个小时的电车，他从不让他们搭自己的车上学。有一次孩子们陪他去郊外访问农民，看庄稼，回家路上解放军同志正在修路，看到汽车过来，抬了几块木板让汽车过。车过去后，吴玉章马上让汽车停下，要孙子们下来把木板抬开，并向解放军同志表示感谢。外国朋友送给他的礼品，不论贵重与否，他一律交公。一次有位外国友人送给他一套绘着渔夫和金鱼故事的文具，几个孙子非常喜欢，但是他却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上交是党的纪律，我们要带头遵守。”在给孙子们的亲笔信中，他教导他们说：“你们这一代要负起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路子要自己走，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不然，就可能像林育生一样，甚至更坏。这是要时刻警惕的。”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吴玉章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但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一贯正确的。他常常跟孩子们讲他在革命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他教导自己的孙子们，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真理，掌握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已经年过七十了，但他的工作热情很高，对自己要求更严。给孩子们印象最深、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在1959年给自己写的一个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孙子们看到年迈的爷爷作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辈，尚且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越发感到刚刚开始生活的自己，更应该刻苦学习奋发上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