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为自由而战的民族斗士
夏尔·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法国著名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准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坚强战士：立志从戎刻苦磨炼1890年11月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法国拉里。父亲是一个天主教大学的教授。戴高乐13岁立志从戎。18岁时考入圣西尔军事学校，1912年军事学校毕业，授少尉衔，分配到第二步兵师三十三团服役，团长是贝当上校-戴高乐与团长在军事上的见解一致，因而受到青睐，次年即晋升为中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晋升为上尉，任连长。战斗中，戴高乐多次负伤，在凡尔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直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释放。
释放后，戴高乐继续在军中服役。1921年10月1日调圣西尔军事学校任战争史教员。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力，这时已31岁、仍是上尉衔的戴高乐，决定再当一次学生，于1922年11月回到巴黎，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埋头于新军事学的研究，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
1926年底，戴高乐被提升为少校，受命指挥第十九步兵营。驻防德国莱茵河区的特里尔。
戴高乐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队列训练、打靶或各种竞技活动，他要求部队经常开展体育比赛，参加戏剧表演或者联欢会：还常常把士兵召集起来听他的讲演。
严中有爱，关心士兵；1928年、1929年之交，凛冽的寒冬笼罩着德国被占领区，气温下降到零下25摄氏度。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地区：仪是驻莱茵区的法军就有143人丧生。公众舆论为之哗然，愤怒的国会要求予以追究，法国陆军调查委员会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对戴高乐指挥的十九营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少校执行纪律严厉，但对士兵的关心却最为突出：国会调查委员会成员皮科上校在报告中说：“轻步兵第十九营有大批人死亡，但这次不是因为对士兵照顾不周所致。该营管理极为出色。”他接着对那些肃静下来的政治家们说，戴高乐少校在得知一名无亲无故的战士死亡时，坚持要亲自为那位年轻士兵服丧。
执行纪律，不畏权势。一次，法国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法军总监贝当元帅访问特里尔，会见了戴高乐，视察了第十九营。他回到巴黎后，表示对所见所闻感到满意。可是不久戴高乐遇到了麻烦事。事情起因是新兵们都讨厌在德国服役，尤其是在特里尔，那里气候寒冷，又是异国他乡，而且训练严格，生活紧张。新兵中有人由于亲戚身居要职，或者与国会议员有些关系，便纷纷设法调回法国比较惬意的地方。戴高乐为此大发雷霆。他宣布，凡试图调往他处的士兵一律应受惩处，并通知全营士兵，对营长的这一通告天天读上一遍。恰巧，决定颁布不久，戴高乐收到一份正式电令，调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戴高乐未按电文行事，反而把那个通过一位议员的关系想调走的年轻人关了两个星期禁闭。这下惹了祸，那位议员向陆军部告了一状。于是，陆军部下令调查此事。莱茵区驻军司令吉约马将军对戴高乐大加训斥，并提醒他说，由于拒不执行陆军部长的命令，他至少会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罚；要是部长把事情看得更重一点，或许还会受到停职处分？为此，戴高乐赶往巴黎，向贝当元帅申诉了事情的原委：由于贝当元帅出面向陆军部长说情，才决定不予追究。
戴高乐在莱茵区按规定供职两年期满后，于1929年底调往驻在近东的部队。
1931年，戴高乐从近东奉调回国，随后即任国防常设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秘书，直至1936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戴高乐致力于宣传他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远见卓识地预见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的军事见解，以及不顾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
为了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戴高乐努力使自己的军事见解理论化。他曾相继出版过几部军事理论著作，阐述在未来战争中战斗行动的机动性，以及大量使用坦克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建议在法国建立一支能实施积极进攻行动的职业机械化军队。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一开头就描绘了法国的地形，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明显的薄弱环节。正如他所说的，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无法防守。戴高乐争辩道，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精悍职业军，分编成六个机动装甲师：6年之后，德国军队进攻法国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的论著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中贝当、魏刚等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思想早巳退化，比较保守，身边无干练的辅佐人才，自己也缺少现代化战争的远大目光、勇气及胜利的信念。因此，对戴高乐建立职业军的建议，一直充耳不闻。不论戴高乐怎么宣传，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新思想的偏见和对戴高乐本人的敌意。
关于建立机械化部队的辩论一直进行着，直到1937年底，才被新任陆军部长达拉第所重视：戴高乐被列入晋升名册，之后，任命为驻梅斯的第五十七坦克团上校团长：在这段时间内，戴高乐感到如鱼得水，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战演习。并在实际中去检验他的理论。他对此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于是人们怀着敬意半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摩托上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戴高乐在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曾建议组建强大的坦克预备队，以便消灭可能在正面突破的德军。尔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戴高乐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可惜这一次的建议，又没有被法国军事统帅部所采纳。
1940年5月11日，戴高乐受命指挥第四坦克师，参与了5月16日至20日的装甲部队大会战。索姆河战役失利后，法国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被召至巴黎，在内阁中就任国防部副部长。
在这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戴高乐运用他的全部力量，以及他那对于取得胜利的狂热的信心，力图说服每一位高级官员，使之继续作战。他曾两次到伦敦与丘吉尔会晤，并由于他的警告，英国立即建议把英法两大国联合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国家危机：但是，法国大部分官员愿意屈膝求和，投降德国：结果，6月14日德军进入了巴黎，6月16日，贝当投降政府上台。
鉴于国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戴高乐决然离法赴英：于6月18日在英国通过广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进行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并在伦敦发起“自由法国”运动，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贝当政府对此很恼火，指责戴高乐叛国，第十七军区军事法庭对他缺席判决为死刑。
为了从军事上有效地反对德国法西斯，戴高乐在英国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并以司令的名义宣称接受英国统帅部的统一指挥。1940年11月，“自由法国”的军队发展到3.5万人（其中有1000人是飞行员），拥有军舰20艘，运输船60条。这支“自由法国”军队积极参加在近东和非洲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部队作战。1941年9月，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为“世界各地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根据戴高乐的建议，在苏联成立了由法国飞行员组成的“诺曼底”空军大队，参加了苏德战争。由于战功卓著，后扩编为一个飞行团。1943年，戴高乐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根据英、美同盟国的协议，“自由法国”部队的四个师组成法国远征军，参加了在意大利的战斗行动。1944年7月，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法国坦克师与英美军队一起，在诺曼底登陆。8月，法国第一集团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参加了解放祖国的行动。由于戴高乐的坚决要求，法国坦克师开往巴黎，支援了首都人民的起义。1944年6月，戴高乐担任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戴高乐在祖国危急的历史时期，在为争取法兰西的独立和复兴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担任了法国总理。1959年1月8日任法国总统。1965年12月再次当选总统，任期7年。1969年4月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11月9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