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是我国西汉时的一位著名史学家，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一直担任着太史令的职务。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关心现实政治，对自己的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教育。
司马迁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为了让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史学事业，司马谈让司马迁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等人学习古代历史文献。
但是当时还没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书籍本来就少，又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仅留下的一点断简残篇不但记载简略，而且不少事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真貌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轶事。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二十岁，按照儒家的教诲，“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外出，危险很多。
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搜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汩罗江边，凭吊诗人屈原的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身之地，再到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他过长江，到江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曲阜，他了解到孔子的生平。他也看了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这一个大圈子他走了两三年，最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后来撰写《史记》搜集了丰富的资料。
公元前110年的某一天，司马迁从西南访学回到洛阳，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说：“我们的祖先是周代的太史，你再做太史，就是继承祖先的事业了。我死后，你不要忘记我要写的史书啊！从孔子作《春秋》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争战，历史记载多被毁弃。汉朝以来，国家统一，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可是，我作为一个史官，却没能写成一部把这些事一一记载下来的史书。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接着，司马谈又对儿子谈了自己对“孝”的见解，说：“夫孝始于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自从孔子死后至今，诸侯兼并，史记断绝，我作为一个太史令，感到非常忧虑，希望你牢牢记住这件事。”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安慰父亲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一定尽力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所要完成的父亲的遗愿，就是写作《史记》。他决意要使这部史书能够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三年后，司马迁果然担任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可是不久，李陵事件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说李陵是因为寡不敌众而战败投降的，这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进了监狱。因没钱赎罪，他被判处了残酷的“腐刑”。受刑之后，司马迁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剧烈痛苦，曾打算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志，想到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死，《史记》在等待他去完成。如果死去，修史中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矣”。于是他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夜以继日地继续写史书。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模仿《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所载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也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榜样。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儿子之外，主要是激励儿子的事业心和为他提供“行万里路”的机会，这是最难得的。正是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和实践，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资料，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的观念，敢于为陈胜、吴广立传，把他们放到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的旅行条件非常困难。年轻的司马迁在万里跋涉中得到的磨炼，对他后来能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坎坷，无疑起着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成大事业而不遇到挫折，这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如果司马谈只让他的儿子有书本知识的准备，怕他年纪轻轻出门受苦，临终前没有再三叮嘱，司马迁也许不可能在那样的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他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史记》也不一定能够写成，即便写成了，也未必能写得那么好。司马谈教子，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被传为千古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