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子有方」司马谈勉子著《史记》

「教子有方」司马谈勉子著《史记》插图

司马谈是我国西汉时的一位著名史学家,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一直担任着太史令的职务。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关心现实政治,对自己的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教育。

司马迁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为了让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史学事业,司马谈让司马迁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等人学习古代历史文献。

但是当时还没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书籍本来就少,又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仅留下的一点断简残篇不但记载简略,而且不少事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真貌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轶事。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二十岁,按照儒家的教诲,“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外出,危险很多。

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搜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汩罗江边,凭吊诗人屈原的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身之地,再到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他过长江,到江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曲阜,他了解到孔子的生平。他也看了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这一个大圈子他走了两三年,最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后来撰写《史记》搜集了丰富的资料。

公元前110年的某一天,司马迁从西南访学回到洛阳,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说:“我们的祖先是周代的太史,你再做太史,就是继承祖先的事业了。我死后,你不要忘记我要写的史书啊!从孔子作《春秋》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争战,历史记载多被毁弃。汉朝以来,国家统一,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可是,我作为一个史官,却没能写成一部把这些事一一记载下来的史书。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接着,司马谈又对儿子谈了自己对“孝”的见解,说:“夫孝始于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自从孔子死后至今,诸侯兼并,史记断绝,我作为一个太史令,感到非常忧虑,希望你牢牢记住这件事。”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安慰父亲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一定尽力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所要完成的父亲的遗愿,就是写作《史记》。他决意要使这部史书能够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三年后,司马迁果然担任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可是不久,李陵事件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说李陵是因为寡不敌众而战败投降的,这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进了监狱。因没钱赎罪,他被判处了残酷的“腐刑”。受刑之后,司马迁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剧烈痛苦,曾打算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志,想到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死,《史记》在等待他去完成。如果死去,修史中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矣”。于是他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夜以继日地继续写史书。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模仿《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所载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也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榜样。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儿子之外,主要是激励儿子的事业心和为他提供“行万里路”的机会,这是最难得的。正是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和实践,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资料,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的观念,敢于为陈胜、吴广立传,把他们放到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的旅行条件非常困难。年轻的司马迁在万里跋涉中得到的磨炼,对他后来能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坎坷,无疑起着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成大事业而不遇到挫折,这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如果司马谈只让他的儿子有书本知识的准备,怕他年纪轻轻出门受苦,临终前没有再三叮嘱,司马迁也许不可能在那样的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他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史记》也不一定能够写成,即便写成了,也未必能写得那么好。司马谈教子,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被传为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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